【金法文苑】“品经典”读书分享之187——读《荒野上的大师》有感

探寻历史文明曙光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总有一些身影熠熠生辉，宛如暗夜中的执火者，他们不顾周遭的黑暗与艰难，毅然向着未知的荒野进发，只为探寻那隐匿在岁月深处的历史文明曙光。《荒野上的大师》聚焦于近代中国考古学初创阶段的杰出大师们，讲述了大约一百年前，一批杰出的考古学、地质学、人类学和建筑学学者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开创考古事业的故事。

早在19世纪下半叶，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，也就是提出“丝绸之路”这个概念的那位学者，就曾在中国大地上进行了七次长途考察。古老而神秘的中国，虽然从晚清开始逐渐衰落，但它极其丰富的自然、历史、文化资源，还是吸引着一大批海外学人前来探访，他们探索中国的地理、矿藏、生物、建筑、文物，足迹遍布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。他们是中国大地上考古事业的先行者，是许多学术研究领域的拓荒者。不过，其中也不乏盗取、收藏中国文物的行为，最著名的莫过于斯坦因与伯希和掠走敦煌遗书和上万件文物的例子。伯希和甚至不无骄傲地在北京六国饭店，展示他从中国各地搜罗来的古籍，前来观看的中国官员和学者无不百感交集。就在海外学者千里迢迢来到中国，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，中国学者却对这些珍贵的遗存视若无睹。

上世纪20年代初，这种局面迎来转机。彼时的中国，正处于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的时代，一批了不起的学者，他们毅然放弃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，甘愿到荒野之中进行考古发掘或地质调查。这批学者包括傅斯年、李济、董作宾、梁思永、丁文江、翁文灏、贾兰坡、李四光、梁思成、林徽因等等。他们的专业领域不尽相同，但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——不是像传统文人那样只是埋首于故纸堆，研究义理、考据、辞章，而是选择“用脚做学问”，去发掘历史遗迹和遗存，把“纸上的材料”与“地下的新材料”结合，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实物证据。用傅斯年的话说，就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。虽然条件极为艰苦，在野外考察的时候，经常需要风餐露宿，在泥泞的山路、贫瘠的荒漠、荆棘密布的丛林里穿行；他们有时坐着骡车颠簸，有时要赤脚蹚过冰河，有时需要住进牛棚，沿途可能找不到食物，甚至连饮水都成问题；有人在考古勘探中遭遇塌方和煤气中毒，不幸遇难；有人在深谷里迷路，差点闯入瘟疫区；还有人被土匪抢劫、枪杀，或者被日军杀害。但他们刚毅坚卓，而且成就斐然。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，就开创了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。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，都是由那批学者完成的，比如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、山顶洞人遗址、仰韶文化遗址、龙山文化遗址、河南安阳殷墟等等，他们发掘出来海量的甲骨文、青铜器、简牍、陶器、玉器、石器，以及包括恐龙在内的大量古生物化石。许多被世人遗忘了几个世纪的古建筑、古雕塑，也是由他们重新发现，并从此得到保护。而他们当中的地质学家，则为寻找各种矿产资源耗尽了心血，发现了大量金属和能源矿藏，为中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原动力。这批从书斋走向旷野的学者，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纪元，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，因而被作者称为“荒野上的大师”。

这些大师们所做的工作，远不止是简单的文物挖掘和整理，在那个西方列强对我国历史文化虎视眈眈，妄图通过掠夺文物、歪曲历史来贬低我们民族的时代，他们用科学严谨的考古发掘，用实实在在的证据，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、璀璨夺目的历史。从数十万年前的“北京人”时代，到以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，再到殷商时代，一项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在向世人宣告：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，始终存在着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文明，我们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，有着一度领先世界的璀璨文明。他们不只是在学术上求自立，更是为民族崛起重拾信心。国学大师陈寅恪说：“国可亡，而史不可灭。”地质学家翁文灏说：“即便中国暂时亡了，我们也要留下一点工作的成绩，叫世界上知道我们尚非绝对的下等民族。”历史学家傅斯年也曾倡议中国学者奋发图强，挑战西方汉学界，“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，而努力赴之。”

回望那个并不遥远的中国考古起步年代，我们依然会对那群“荒野上的大师”肃然起敬。他们生逢国家不断裂变重组的乱世，但他们没有自怨自艾，而是努力恪守知识分子的本分，勇敢地承担起为天地立心、为民族救亡图存的责任。在那样一个“急起直追”的年代，每个人都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。“我辈于乱世求研究，本为逆流之妄举。” 一代勇毅的学者在荆棘丛林之中，不停地奔走前行，在历史的夹缝里，开创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。